山西城市发展的选择:“强省会”还是“均发展”
山西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,煤炭资源分布广泛,历史上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城市发展格局。然而,随着经济转型压力加剧、人口流失和区域竞争白热化,山西面临“强省会”与“均衡发展”的战略选择难题。我们结合山西的资源禀赋、经济现状及政策规划,粗略分析两种路径的利弊,并提出适应性建议。
山西经济长期依赖煤炭产业,2023年煤炭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仍高达58.7%,但近年受煤炭价格波动影响,GDP增速连续下滑,2024年上半年GDP增量全国垫底。尽管已提出转型战略,但新兴产业占比仍较低,手机、汽车等制造业产能持续萎缩,经济韧性不足。
2011-2023年,山西常住人口减少108万,省会太原虽为区域中心,但2023年GDP仅占全省的22.6%,远低于成都(36.7%)、武汉(35.8%)等强省会城市,对全省的辐射能力有限。同时,晋北、晋南等地与太原的经济差距显著,区域协同机制尚未成熟。
“十三五”以来,山西提出“一群两区三圈”城乡区域发展布局,推动中部城市群(太原、晋中、忻州、阳泉、吕梁)一体化发展,并建设太忻一体化经济区、转型综改示范区等,试图通过区域协同破解资源型经济困局。
提升资源集聚与竞争力:集中资源打造太原为“创新高地、产业高地”,可快速吸引高端人才、资本和技术,形成规模效应,如规划建设国家级实验室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。
对冲外部虹吸效应:强化太原可抵御京津冀、西安等周边强市的人口与产业虹吸,避免资源进一步外流。
政策倾斜的必然性:山西已明确“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”,通过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等规划,优先发展太原-晋中核心区,形成辐射全省的“增长极”。
加剧省内失衡:过度集中资源可能导致其他地市发展滞后,如吕梁、阳泉等地产业单一化问题加剧。
路径依赖风险:若太原未能成功转型为多元经济中心,可能重蹈“一煤独大”覆辙,错失转型窗口期。
发挥资源型城市的存量优势:山西11个地级市均有特色资源(如大同、晋中文旅业,长治制造业,晋城康养业,忻州、运城特色农业等),均衡发展可激活县域经济,形成多支点支撑。
促进区域协同与生态安全:通过“汾河谷地城镇带”“沿黄城镇带”等规划,推动产业互补与生态共建,避免重复建设。
符合国家战略导向:均衡模式更贴近“共同富裕”目标,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,如“十四五”规划强调县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。
资源分散与效率低下:财政支撑分散,均衡投入可能导致重点领域(如科技研发)资金不足,难以突破转型瓶颈。
缺乏核心引擎:若无强中心城市引领,可能陷入“低水平均衡”,难以参与全国性竞争。
适应性路径建议:双轨并行,梯度推进
结合山西实际,“强核心+多节点”的梯度发展模式更具可行性,具体策略如下:
强化太原核心功能,打造开放型增长极
——优先推进太原在先进制造(如高端装备、新材料)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突破,依托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,建设国家级产业集群。
——扩大开放能级,利用太中银铁路对接“一带一路”,提升太原作为欧亚陆桥枢纽的地位。
——深化“太、晋、忻一体化经济区”建设,推动太原-忻州在交通、产业、生态等领域深度融合,形成“北引擎”;同时强化太原-晋中汾河谷地带的先进制造与文旅融合。
——探索“飞地经济”模式,引导太原的产业链向周边县域延伸,如阳泉承接新材料、忻州发展生态旅游。
——晋北(大同、朔州):聚焦新能源与文旅康养,利用五台山、云冈石窟等资源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。
——晋南(临汾、运城):发展现代农业与装备制造,对接关中平原城市群。
——晋东南(长治、晋城):推动煤炭清洁利用与生物医药产业升级。
——破除行政壁垒,建立跨市域的税收分享、生态补偿等机制,促进人才、技术自由流动。
——设立区域协同基金,支持县域经济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培育,避免“一刀切”政策。
山西的路径选择需兼顾效率与公平:短期内需通过“强省会”提升太原的辐射能力,破解资源枯竭与人口流失困局;中长期则应依托城市群协同与特色产业培育,实现全域均衡发展。这一“双轨并行”策略既可避免单一模式的弊端,又能发挥资源型省份的多点优势,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提供参考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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